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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之所爱亦爱之,父母之所敬亦敬
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。——孟子
不得乎亲,不可以为人;不顺乎亲,
仁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
亲尝汤药
孝感动天
孝有三:大尊尊亲,其次弗辱,其下
孝子之养也,乐其心,不违其志。—
详细内容
崔永元:目前公益仍停在“共和国脊梁”

崔永元,中国传媒大学教师,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
 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,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。近日,崔永元以2亿元的代言费为一家企业代言,远远超过李敏镐等韩国当红明星,被称为天价代言。崔永元己决定将两亿代言费捐给自己的基金会。
 
  崔永元缘何将2亿所得无偿捐出,他的公益之路是如何开始的,又遇到几多困厄?4月11日,在中国传媒大学一古色古香的艺术馆,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 
  谈天价代言
 
  心里有点凉,想把2亿代言费拿回家
 
  新京报:最近你接了个 “肥活儿”,拿下10年两亿的广告代言。
 
  崔永元:是的,我和企业方达成意向,4月12日下午我们签合同。两个亿的广告代言费,我打算将它全部捐给基金会。
 
  新京报:为什么捐出去?
 
  崔永元:基金会有个口述历史项目,从口述历史所需经费来看,数字化这部分花的钱是最多的,每年花费1900万-2000万左右,所以,这个广告代言,是足够的。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口述历史保一个底儿。我们可以保证干干净净,踏踏实实,将钱花完。
 
  新京报:媒体报道说天价代言费已一次性付清?
 
  崔永元:没有。根据企业的业务情况,我们来灵活调整捐款额度,就是说10年是不少于两个亿。我们最后确定的捐款方案可能是这样的,比如说,今年,基金会需要500万,那你企业就捐500万。明年呢,基金会还需要500万,当然,从你企业的规划来看,你想捐3000万,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,好,那你就提前告诉我,我们提前将使用捐款的规划做出来,把钱合理花出去。但现在,我心里有点凉,我不想捐了。
 
  新京报:不想捐了?
 
  崔永元:现在很多人吹毛求疵,在折腾我们。那天我跟那个捐助者通电话时,我说我现在心里有点凉,我不想干这个事儿了,我说代言我还是要代,我想将这个钱拿走,拿回自己家去。
 
  新京报:拿回家后又多了个亿万富翁?
 
  崔永元:两亿元差不多交7000万左右的税,剩下的1.3亿左右的钱就是我自己的了。我自己拿着爱干什么干什么,没人管。当我拿出来做公益时,倒有人说三道四了。
 
  新京报:回到两亿代言费,你对商家还打了个“补丁”——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,必须保证给消费者退货。为什么要打补丁。
 
  崔永元:我觉得这是媒体过于解读了。这是新广告法规定的,不是我发明的。新广告法规定,你代言的商品出了问题,你要担责。
 
  新京报:你按照新广告法做了什么?
 
  崔永元:我只是按广告法提出合理要求,跟这些个来找我的企业都说,我们能不能主动一点,拿出一部分来,放在公共账号上,你哪怕在那儿理财呢,反正是你的钱。一旦与消费者发生了纠纷,说不清楚时,我们先赔给你。然后或通过第三方,或打官司,把真相搞清楚,然后谁的责任谁承担。
 
  谈被质疑
 
  做公益动力在消减,幸福感在降低
 
  新京报:近日,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广受质疑。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基金会发生类似情况?
 
  崔永元:目前已经面临了。方舟子他们不是公开举报我了吗,质疑我账目有问题,最近北京民政局、红基会等都来查,账本都快翻烂了。
 
  新京报:查到问题了吗?
 
  崔永元:没有问题。但是,作为个人来说,我有点伤心。刚开始,我特别欢迎质疑,因为你是在关注我们的行动,也在认真看我们的账目,但有些质疑胡搅蛮缠。比如说,看到一张图片是孩子在吃肥肉,就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天天吃肥肉,这个养猪的人是否是我的亲戚。
 
  孩子吃饭的照片几千张,非常多,如果真要质疑,你也得花点工夫,做个统计,一共吃了多少顿饭,这多少顿饭有多少是吃肉的,多少顿吃肉里吃的是肥肉。你不能找到一张是肥肉的照片,就说天天给孩子吃肥肉。
 
  新京报:这种质疑多吗?
 
  崔永元:很多。有一段我非常愤怒,我就想停了这项目。现在为什么不停呢?是我们舍不得这些孩子。要不然孩子们又回到了吃黄豆而没有肉吃的窘境中。
 
  新京报:被质疑后,心情沮丧?
 
  崔永元:我们本来是不图名,不图利,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,但是,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,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。
 
  对我们来说,职业人都追求职业的快乐,目前,我们做公益慈善的动力在慢慢消减,幸福感在降低。
 
  新京报:你的基金会还不到一年……
 
  崔永元:对,不太想做了。我可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,我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,我可能一年挣一两个亿,我不用捐了,我周游世界好不好,拍个片子,写一本书,题目叫《崔永元周游世界》,然后各电视台邀请我当嘉宾,让我讲讲世界各国啥样的。如果我的书还卖得特好,也是民族脊梁。我每到一个地方,还给当地的残疾儿童,每人50美元,我也是道德楷模。何乐而不为呢。干吗让你在这里围攻我。
 
  新京报:什么情况下不做基金会?
 
  崔永元:如果被无端泼脏水的情况继续恶化,我肯定不做基金会了,统统不做了。
 
  新京报:如果不做,也许有人说,崔永元害怕被质疑。
 
  崔永元:(到那时)肯定还会有比这个更难听的说法,说你黑钱黑够了,又怕查出来,所以赶紧撤了。
 
  新京报:真这样的话,你怎么办?
 
  崔永元:他说什么都无所谓,我们不在意,因为自然有人来查真相。我认为,包括饱受质疑的李亚鹏的基金,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。
 
  新京报:为什么?
 
  崔永元:李亚鹏在演电影,演电视,拍广告中,不管他是好演员,还是一般演员,没人能说什么。但做了基金,问题就来了,有人说他通过基金转黑钱。我们来给李亚鹏算个账,他一年拍电影,做广告,演电视,挣几百万几千万,是游刃有余的,但他不挣,他一定要做公益基金,从里面还黑这几百万几千万,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呢?
 
  再拿我来说,我的公益基金,口述历史、乡村教师培训,每年需要近两千万。你想想,当一个人有两个亿的时候(近日广告代言),他不把这两个亿拿走自己花,而是在别人捐款的两千万里,再想办法去黑几百万,这是不是有毛病啊(笑)!
 
  新京报:对质疑者有什么建议?
 
  崔永元:就是说,你可以监督我,质疑我,这都没有问题,但我希望你理性,我希望你懂行,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,就是你玩弄的对象,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,我告诉你,你错了,你换另一个机构,这个机构不伺候,这个机构不跟你这么玩了。
 
  谈明星慈善
 
  乘专机做慈善,有什么不可呢
 
  新京报:近日,伊能静抱怨,做公益过程中,因选择乘飞机,被网友质疑,为什么不坐火车?
 
  崔永元:这说明慈善发育不全,在发达国家,或者更文明一点的国家,很少有人因为慈善公益活动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。
 
  新京报:可以开着游艇做慈善?
  崔永元:当然了,做慈善,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,可以有游艇,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……只要不违反法律,不违反道德,有什么不可呢。
 
  新京报:那募捐方投入可能很大。
 
  崔永元:他们会自己算投入产出,比如,一共募捐了100万,筹款费需4000万,傻子才干呢。最后整个募捐是7000万,成本可能要花掉600万,或者800万,我认为是值得的。
 
  但现在的问题是,没人敢公开这个,为什么呢,不少明星一做慈善,就被认为是道德楷模,被质疑做慈善还坐头等舱,还带保镖。那好,这些人可以选择不做。
 
  新京报:怎么看待明星做公益的发心?
 
  崔永元:如果有明星认为,自己是明星,在做公益,就能成为道德楷模。如果是这个出发点的话,我就告诉你,离被砸不远了。
 
  新京报:有无打着公益旗号,参加商业活动并以此牟利的明星?
 
  崔永元:我听过类似的事,很惊讶。比如说是参加一个慈善晚会,要唱一支歌或表演一个节目,对外说不收钱,私下还是收钱。我挺愤怒的,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?
 
  新京报:也有明星做公益被指走过场?
 
  崔永元:有可能,如果他们选择走个过场,不选择酒驾或者吸毒,是不是该鼓励鼓励他们。大家都走这个过场不是挺好的嘛。
 
  新京报:有些明星身陷负面,然后通过公益的形式复出。
 
  崔永元:就是说我们全社会都没有将公益慈善当成一个日常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,还是当作出神仙,出圣人,还是当成这么一个祭台来看待的,所以很多明星,比如一些负面新闻,我吸毒了,从明天起我帮助乡村教师了,证明我洗心革面了,我就成个新人了,这是落后的慈善理念。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公益慈善不发达,理念也不发达,实际操作也不发达。
 
  新京报:在发达国家,明星做公益的情况如何?
 
  崔永元: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普遍,你不可能发现明星不做公益,你不做公益就成不了明星。像姚明,刚去美国的时候,英语什么的没那么好,他也得去幼儿园或社区,给孩子们用英语念童话,哪怕陪孩子玩一会儿呢。他必须做。
 
  谈公益观
 
  公益不是做好人好事,一定是生活方式
 
  新京报:如何理解公益慈善。
 
  崔永元:我认为,公益慈善不是高尚行为,是一个人所选择的非常平常的生活方式,当他选择公益慈善后,用不着你将他树立成道德楷模,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。有人选择了抽烟,有人选择做公益。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,不只是捐钱,你叫好也行,帮人指路也行,微信上点个赞也行。
 
  新京报:点个赞也行,公益就没有门槛吗?
 
  崔永元:你捐一块,是好样的,你不捐,也没问题。你就在网上给转发,说陈光标捐了一块钱,好样的。那么,你也是好样的。但凡谁做慈善,你就怀疑不干净,如果是这样,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发展。
 
  新京报:在你看来,目前我国公益领域发展健康吗?
 
  崔永元:相当差。目前做公益仍停留在“共和国脊梁”上,做公益的和被照顾的(人)全都不安。我们看到的公益项目,很多是仪式,捐款仪式、小学落成仪式,等等。就是大家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儿,才去办这些仪式。等什么时候,仪式都取消了就好了,因为想做慈善的人不想要这些仪式。而接受帮助的这些人,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些仪式。
 
  新京报:仪式多说明什么问题,目前我国公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?
 
  崔永元:和中国足球现在的状态差不多。我觉得是逆水行舟的状态,为什么是逆水行舟呢?当他平稳的时候,反没有问题,一个破船,两个破桨,一个破蓑衣,就在水里漂。你现在要加速,甚至想要向高处走,你肯定受到的阻力就大。
 
  新京报:面对阻力,你有什么建言?
 
  崔永元:不能将公益当成好人好事。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,否则肯定会出问题。这个人会因为干好事成为一个道德楷模,很快发现这个道德楷模穿帮,是个伪君子,这样的事情会一个接一个出现。所以说,公益慈善,本来就不是好人好事。他一定是生活方式。
 
  谈制度法规
 
  公益也有负能量
 
  新京报:做公益慈善,所传递的是否都是正能量?
 
  崔永元:也不都是正能量,有时候也负得厉害。
 
  新京报:怎么讲?
 
  崔永元:比如抗震救灾,公募基金会往往能募几十亿甚至上百亿,但国家有规定,每年必须花掉所募集的70%。
 
  新京报:这个制度有问题?
 
  崔永元:我们假定公募基金会募到100亿的话,就要花70亿。但像这种大的执行机构里,可能也就20-30个专职人员,他怎么可能执行掉这70个亿呢?没办法,为了不违规,他就将钱给这个省,那个市,这个县。然后地方拿到钱后就可能建广场、豪华办公楼,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,腐败就慢慢出来了。
 
  新京报:你的基金会也每年突击花钱?
 
  崔永元:我的基金会去年注册成功后,募捐当日,如果所有企业、爱心人士的募捐我们都接受的话,应该有3个亿入账。但我们没办法拿,因为我们花不了。如果都拿了,制度就会逼着我出事儿。
 
  新京报:怎么避免基金会不出事儿?
 
  崔永元:为了不出事,我只能做预算式募捐。也就是我们把今年要花的钱先算出来,比如,今年计划要花1900万,最多募捐2500万,再多肯定花不了70%。或者乱花了。
 
  新京报:但不少公募基金会是捐多少要多少。
 
  崔永元:对,所以老出事儿。对于募款来说,不是每年都能募到3个亿。赶上这一年,企业经营好,今年可能支持多一些,明年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。如果明年募集不到钱,基金会项目就无法展开。
 
  新京报:公益项目可能无法持续?
 
  崔永元:对啊,我特别头疼。这样会逼得有基金会去造假,让一个人做好事,还逼着他去造假。这是不对的。
 
  新京报:国外基金会募捐情况如何?
 
  崔永元:在美国,基金会的筹款费用一般不计入行政管理费,且无法律限定。国外基金会公开透明,后发制人。首先信任每一个基金会(人)都是好人,一旦出了问题,你就倒霉了。换句话说,你出了问题,就可能坐牢。
 
  谈生活工作
 
  拒绝女儿做个人基金会项目志愿者
 
  新京报:就你而言,什么时间开始做公益?
 
  崔永元:没有明确时间点。我是部队大院长大的,大院的孩子一块玩,中午,赖在谁家吃饭都挺正常。那时候穷,但大家就习惯了这种分享的生活方式。慢慢地,我的生活也成为这种状态。
 
  新京报:在你的公益生活中,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?
 
  崔永元:上世纪80年代,我做广播电台记者,当时拆开一封读者来信,是一个中学生写的,说马上要参加高考,但家里没钱要辍学了。他写信就是要向我们告别一下,以后听不到广播了。
 
  新京报:然后呢?
 
  崔永元:我用办公室电话打到他们学校。校长告诉我有这人有这事儿。我就给学校寄钱,要求这个学生不能退学。后来他就考上大学了。
 
 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到2001年,我出了本书,到黑龙江去签售,他和他父亲就出现在现场。他跪在那儿时,我愣住了,以为是告状的呢。
 
  新京报:后来做基金会了,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?
 
  崔永元:没有变化。以前呢,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儿。100块钱做100块钱的事儿,1万块钱做1万块的事儿。现在有了基金会,既然有了钱,就要做得专业精细点。
 
  我更倾向于偏门的项目,像口述历史,这属于文化类的,这样的基金,我们国内特别少,国外特别多,我跑了很多国家,像博物馆、私立大学,都是基金支持的。但在国内,我们大家不认为这个与慈善有关系。他们认为慈善就是有人要死了,有人吃不饱,有人要动手术了。
 
  新京报:家人呢,是否也做公益?
 
  崔永元:我女儿非常想参加我的基金会的个别项目,想当志愿者,想攒她的公益时间,我不让她参与我这事儿。
 
  新京报:为什么?
 
  崔永元:因为这个环境不好。如果她参与,可能更会有人说三道四。我就让她到社会上找去。后来女儿处处碰壁,再后来,我了解到,女儿在一个咖啡馆做义工。她非常理解我。
 
  新京报:最后一个问题,最近在忙什么?
 
  崔永元:我目前的身份是大学教师,最近在忙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展馆布置的事儿,展馆自习室古色古香的桌椅、台灯等所经历的时间多达上百年,多是从文物市场淘来的。我在想,我是写上“严禁”,“罚款”,“杀掉”,“活埋”这样的标语防止学生破坏呢,还是将这一间间自习室交给孩子们,自行管理呢?
 
  你看这个自习室,有个悬挂着的葫芦里放着糖,为什么放糖呢,我们考虑到一些学生有低血糖,如果突然血糖低,就去吃一块。
 
  这里有一个问题,当糖被认为是小吃,可能被吃干净,当发现这是为低血糖学生准备的,是救命糖时,学生就不可能当小吃吃了。和做公益一样,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,这个过程是,你每天都需要向里面放糖。
 
  声音
 
  ●做慈善,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,可以有游艇,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……只要不违反法律,不违反道德,有什么不可呢。
 
  ●你可以监督我,质疑我,这都没问题,但我希望你理性,我希望你懂行,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,就是你玩弄的对象,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,我告诉你,你错了,你换另一个机构,这个机构不伺候。
 
  ●有人选择了抽烟,有人选择做公益。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,不只是捐钱,你叫好也行,帮人指路也行,微信上点个赞也行。
 
  ●我们本来是不图名,不图利,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,但是,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,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。
 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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